骆世查等 “有限创新”与媒体自觉：央媒AI新闻主播的演化及虚拟视听生产

  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闻生产已有数十年，但既有研究中就没有专门探讨过其在视听类新闻生产中的应用。结合语料和文本分析，回答AI主播作为视听类新闻创新的特点是什么，以及这种虚拟视听的发展可能会怎么样影响既有新闻生产实践。研究之后发现，经过20年的发展，数十个央媒AI合成新闻主播项目的发展呈现出3个递进的阶段，其最新发展显示机构媒体正集中力量打造IP化、条线化、常态化AI新闻主播。此类数智影像在虚拟指称、角色交互、场景破维等方面为更多类型的虚拟视听奠定了发展基础。“夏静”与“王冠”作为可见度较高的AI新闻主播，在法治与财经新闻领域具有独特播报价值，前者侧重日常报道的精准度，后者旨在协同真人主播打造出圈IP。论调，它不仅指涉新闻创新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渐进调适，更显示出媒体自觉、自省与自主利用新技术的有限结果。

  不再一味沿着AI主播研发技术路线高歌猛进，转而回归常态化新闻生产的做法，是主流新闻媒体的自觉选择。

  AI新闻主播内容主要是传递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发布的消息、通知和政策，播报画面也很少出现表情包等互动形式，更注重信息的准确性。

  “AI王冠”的财经新闻则进一步凸显了内容品质的差异化，而非侧重于人性化表达。

  AI新闻主播在虚拟指称、角色交互、场景破维等方面为更多类型的视听生产奠定了发展基础。

  ①骆世查,黄子秋,农蕙语.“有限创新”与媒体自觉：央媒AI新闻主播的演化及虚拟视听生产[J].传媒观察,2024(11):36-46.

  ②骆世查,黄子秋,农蕙语.“有限创新”与媒体自觉：央媒AI新闻主播的演化及虚拟视听生产.传媒观察(11),36-46.

  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闻生产领域已有数十年，早期相关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机器人写作，代表性案例如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财经的Dreamwriter等，既有对机器写作原理中算法不透明的批判反思，也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机器人怎么样影响新闻劳动过程的观照。但既有研究中就没有专门探讨过视听类新闻生产对AI技术的应用。全球数十个新闻媒体组织在2023年前后都曾推出人工智能规范，但也极少针对视听内容。我国近年则对人工智能合成型虚拟视听多有重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明白准确地提出要推动虚拟主播大范围的应用于新闻播报等节目生产；2024年3月2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台了我国首部媒体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化标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同月27日，抖音也发布了《关于不当利用AI生成虚拟人物的治理公告》。然而，既有相关研究多从技术赋能或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评判思路切入，难以道尽AI主播的理论意涵，因为本文认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并不必然是一种“创新”。AI主播本就是在青年文化、虚拟偶像、虚拟馆员、亲密关系、培训讲师、电商带货、游戏直播、新闻传播等多个领域同时出现的，而无论是认为AI带来非常大挑战，抑或强调AI背后无外乎是“人”的看法，都过于简略。本研究尝试回答，AI主播作为视听类新闻创新的特点是什么，以及这种虚拟视听的发展可能会怎么样影响既有新闻生产实践，并有助于提升新闻业的认知权威。

  “有限创新”（bounded innovation）原是政治学领域的术语，有学者用其描述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协商过程，有些机制在为特定“创新”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为“什么”能成为创新设定了边界。将其引入新闻生产机制的代表性学者是潘忠党，他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批评了此前中国媒体改革研究文献中的宏观取径，认为“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必须要落到微观层面加以考察，守正着重体现为坚持党管媒体性质不动摇，创新着重体现为从业者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尝试。由是，所谓的“有限创新”指媒体改革的两个方面：一是其在改革过程中兼顾守正创新所带来的某种限制和渐进的发展轨迹；二是当从业者与机构媒体在权衡判断、尝试突破、划界工作时，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政治过程。5年后，潘忠党又重提该议题，进一步明确媒体改革中的守正创新作为评价指标，不仅指明了“什么”改革被纳入制度设计，更提示了特定革新将“如何”发生。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中国媒体改革过程中的三点“有限创新”：一是革新总是发生在一个高度限制性和意识形态化的范畴之内；二是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层，以及一线新闻从业者在步入未知创新领域的时候实际上要共担风险；三是存在一些默许规则贯穿整个革新过程，尤其是政府与媒体机构在一些可商榷的创新行动上存在某种默契。2021年，潘忠党再次反省过去自己对“有限创新”的制度主义式的批判解读，创新性地提出“有限创新”的正面意义。通过创新，新闻业有可能更新甚至提升其在社会上的“认知权威”，而这种创新必须是有限的，也即在特定认知体系内得到认可，只能以某一些程度或某种方式去修补、充实或巩固既有的认知体系，当然也代表着任何有限范围和程度的创新都要经受各种机制的批评、筛选、提升和改造。这不仅得到许多致力于中国本土新闻创新研究者的呼应，也契合本研究所关注的人工智能主播参与的视听新闻创新。

  可以明确的是，AI新闻主播都没有完全替代原型主持人，而是将原型主持人从日常机械的程式化报道中解放出来，他们似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与AI主播、其他真人主持人共同协作的重大主题报道中去了。这在将来既可能继续扩大主持人的发挥空间，也可能强化AI主播在新闻生产中的专业价值。如此看来，新闻创新不应也不会是单向度地拥抱智媒，智能新闻传播也未见得是越智能越好，AI技术本身的发展无法自然为新闻创新赢得新的认知权威，从业者的择取利用之法有待更细致的检视。这也恰恰就是守正创新在智能新闻生产中的最新体现，既符合新型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的大方向，又能以具体而微的创新实践切入传统生产常规。

  本研究将对中央级媒体AI合成新闻主播项目的前20年发展作为时段截面做总体调查，并借助语料库和文本分析探讨其表达特征，据此对代表性的AI主播项目进行个案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已有论者立足“受众”对真人主播和AI主播的感知和评价做了实验研究，其新闻类别被划分在民生新闻与时政新闻。本研究则是从“主播”在行业中的实际应用出发的，发现AI主播的代表性新闻类别其实是财经新闻与法治新闻。传受两端存在明显不同的认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对前行研究的必要补充。也有研究者从技术演化逻辑的角度对AI主播进行了理论分析，但又并非落在新闻业上。而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新闻业的具体问题研究，又多聚焦文字类报道，尽管学者也提出了诸如抄袭、长篇创作能力、作者身份、生产的全部过程透明性等重要关切。这都为进一步面向视听类新闻生产对AI主播的创新研究奠定基础并留出了空间。

  国内现可查最早的虚拟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于2004年的央视，名为“小龙”，利用三维形象技术集合了多位男性明星的面容，但由于其制作成本过高，此后发展比较黯淡，其间更是一度转向发展成本更低的非人物形象虚拟主播。情势转变出现在2018年，央视开始依据真人主播原型打造数字形象，是年5月2日推出的“康晓辉”，康辉是其原型。此后，中央级媒体公开且数次使用的AI合成新闻主播至少30多个项目，其快速地发展已很难精确AI主播个数。但有测算显示，平均每天全球都将诞生一个“虚拟人”。“康晓辉”的工作主要被应用在两个方面：一是常规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也包括与真人记者互动；二是融媒体产品，如2019年春节前夕央视新闻联合微软推出的互动新闻《你的生活 AI为你唱作》等。作为初创AI新闻主播项目，“康晓辉”有其典型的AI特征。首先，它会时不时通过绕口令来展示其播报能力，尽管在新闻播报场合很少有记者这么做。其次，它本身也因其技术特性而成为新闻题材，例如在节目中，“康晓辉”会问康辉“声音谁更好听”“害怕我会替代你吗”，康辉则回答：“语音合成技术和所有的新技术一样，我们该拥抱、适应、使用，我不会害怕你替代我。”在某一些程度上，将AI主播作为新闻由头（而不是将其嵌入新闻生产），这本身就包含某种立场。早期AI主播在央媒的应用多少有些猎奇尝鲜的意味。

  “康晓辉”的模式在央视被迅速复制。2019年央视网络春晚中，“小小撒”首次亮相并与其原型主持人撒贝宁同台主持。一起亮相的还有基于朱迅、高博、龙洋的“朱小迅”、“高小博”和“龙小洋”等AI主持人，只不过它们此后没有如“小小撒”一般应用到其他固定节目中。“小小撒”的出现是AI新闻主播在“现场感”方向上的一次进步，例如在“小小撒”探访北京互联网法院、与法院机器人“互宝”PK的节目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和机器人吉祥物“互宝”引导“小小撒”进入法院的体验区，为观众展示立案流程。“小小撒”走出演播室，走进新闻现场。尽管“小小撒”的表现缺乏社会、文化教育等多重语境的积累，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可以应用身体语言与周围的线月底，央视还联合科大讯飞推出了AI记者“通通”，不过其唯一的节目是《AI记者“通通”游世界》系列视频。两周后，延续“小小撒”的思路，央视国际频道又推出纪萌的AI形象“纪小萌”，担纲《中国新闻》主持。

  通讯社与报社也不乏视听类AI新闻主播的尝试。新华社早在2017年就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发了一款高仿真智能机器人“佳佳”，作为特约记者越洋线上采访了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以新华社记者邱浩为原型的AI主播“新小浩”于2018年11月7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亮相。不同于央视视频播报的常规业务属性，新华社在AI主播的视觉化业务方面主要是通过不断连线真人来呈现，因此也更强调在拟人特性上的开发，例如“新小浩”推出不到3个月就进行了技术升级，不再局限于“坐着播新闻”，也可以“站立式播报”，还增加了一些肢体动作。但它一旦离开设定好的固定播报虚拟场景，开始与其他对象互动或即便眼神交流时，其与真人邱浩的相似度便大幅度下降；在表情、语言、肢体动作等方面，“新小浩”的表现相对生硬，缺乏真人主持人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自然流畅性。

  传统纸媒的代表性AI新闻主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果果”，原型主持人为果欣禹，于2019年5月25日贵阳市举办的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它能够用普通话、广东话、英语等多种语言向在场观众进行播报示范。人工在控制管理系统中输入一篇新闻稿，经过5分钟的处理，一段由AI系统生成的新闻播报视频便呈现出来。当时，每天早上7点，“果果”都在“人民智播报”微信公众号上准时播报国内外热点新闻（目前主流网站上已无法查询到该栏目信息及相关视频，推测已停播较长时间）。以上这些典型AI新闻主播项目可视为第一阶段的发展，彰显了电视台、通讯社、报社等传统机构媒体分别在文本智能转换视频方面的早期努力：大多结合既有新闻从业者开发对应数字形象，且都有将AI技术视为噱头或由头的倾向。其中不少AI新闻主播都是在各类展会或晚会上初登场的，其真人原型仍有较大的影响力，AI主播只是一种对原有新闻生产的创意性点缀，新闻单位亦未着眼于差异化AI新闻生产与传统新闻生产，更谈不上惯例化的配合。

  主流机构媒体对AI主播的广泛应用或有带动效应，此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其目的地则是众所周知的“元宇宙”。随着Facebook改名为Meta，2021年也被冠名为“元宇宙元年”，一系列爆款虚拟形象井喷式发展，如天猫数字主理人AYAYI，抖音“柳夜熙”，五人虚拟偶像女团A-SOUL，清华大学虚拟学生“华智冰”，咪咕推出的国家京剧院数字人学生“尤子希”和谷爱凌数字达人Meet Gu，万科数字员工“崔筱盼”，上市公司数字CEO“唐钰”等。确如当时媒体所报道的，继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之后，人类正在进入虚拟化时代，AI虚拟人正强力渗透进真实世界。有学者调研发现，2020年中国大概有10家左右虚拟人的制作公司，2021年底虚拟人公司已有200多家，“一年之内增了差不多20倍”。

  不同于最早试用AI主播技术的猎奇心态，第二阶段，主流机构媒体的AI主播除了在技术上日臻成熟以外，也在真实人物形象之外开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路径，逐渐脱离真人原型，竭力凸显AI新闻之“新”，这是自觉探索与传统新闻生产区分开来的有益尝试。AI新闻主播的类型化也逐渐浮现。2020年5月21日，新华社联合搜狗推出全球首位3D版AI主播“新小微”，其原型为新华社记者赵琬微。和前一代AI合成主播相比，“新小微”实现了从单一景深和机位到多机位、多景深的演进。市场上的数字人以真人驱动为主，而“新小微”则是依靠AI算法实时驱动，并采用肌肉模型和肌肉绑定技术，能逐步优化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可见，此阶段的AI主播不仅不再追求和真人互动，也渐趋淡化与真人原型的关联。技术上的真人驱动更多是“骨骼”外形，而AI算法实时驱动更多是“肌肉”细节，由此再配合微模块化设计，“新小微”也能自行随时更改发型、服装、播报场景等，更能彰显AI新闻主播的生成“任意性”。

  2020年5月26日，央视网联合百度智能云，共同推出全国首个集智能对话、语音交互、社交分享于一体的时事AI产品《对答如流·两会“智”通车》。“小智”凭借人机交互设计吸引客户在动脑、动嘴、动手的游戏化场景中接收和感知信息。与新华社的“新小微”相似，“小智”更加脱离真人原型，更接近于社交机器人，只不过较为鲜见地出现在新闻领域。“小智”在某一些程度上可视为针对个别新闻产品设计的临时过渡性AI形象，继此之后，2021年央视网在两会期间又推出了一位没有真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小C”，央视网对其构思的定位是一个刚出大学校园的女孩。在《两会C+真探》系列直播节目中，它担任连线记者，与梁倩娟、马慧娟等全国人大代表进行独家对话，它也是媒体行业内首个直播连线采访人大代表的数字人。经过后续的深度加工、技术迭代、场景拓展，“小C”还参与《C+奥运》《两会C+时刻》《C位看冬奥》《中国神气局》等节目的录制，它也较为罕见地会在节目中大量使用年轻人流行的热点用语，如“蹦迪”“带嗨”“好rua”“Q萌”等，据称“传播效果是日常报道的10倍以上”。但受技术限制，“小C”在大笑时会出现眼部穿模，采访中眼部偶尔会非自然转动，出现过度拟人化的倾向。此外，2021年底央视新闻还与百度智能云曦灵联合打造AI手语主播，虽没姓名，但在北京冬奥会报道中也有亮眼表现。与之相似，总台专为报道冬奥又推出AI手语翻译官“聆语”，据说翻译精准度可达95%以上。

  过渡期的AI主播项目有两大重要发展。首先是技术思路的转变，这表面上显示为一系列脱离人物原型的数字形象开发，但背后更关键的是技术进步，AI新闻主播不只是将文本转为视频，事实上工程师有必要进行大量“调试”和“训练”，尤其是通过算法生成人物五官微表情，动态调整虚拟人的嘴型、眼部细节、面部肌肉等，也要通过训练让AI更懂人物的“表情语言”，实现根据场景自动预测表情。再者，这也昭示了AI主播的类型化趋势，有学者将其分为可自驱与不可自驱两类数字人。类似说法还有智能驱动和真人（中之人）驱动两大类，这为想象智能新闻传播提供更多可能。总之，如央视频的“央小天”、封面新闻的“小封”和“小新”皆是智能驱动的虚拟形象，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弱化了真人感，更强调IP属性，不依靠真人主播已有名气，而更看重深挖和打造自身形象、功能、互动场景等。艾媒咨询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七成用户喜欢的首先是数字形象和声音，其次才是作品。

  有媒体将AI主播的发展总结为3个阶段，分别是初代平面二次元形象、以虚拟主播为代表的2.0时代、虚拟偶像3.0时代。但至少新闻领域的发展并非如此，AI新闻主播没有从自驱虚拟主播进入虚拟偶像阶段，而是回到更具新闻常规的真人驱动数字人。此外，也有学者从功能和价值角度将数字人分为三类，一是传播传媒类，二是专业服务类，三是生活陪伴类。但仅就第一类来看，新闻传播与各类文化传播的分殊仍然较大。如果说第二阶段在AI主播技术和功能上有了长足进步，新近的第三阶段中，机构媒体则集中力量打造IP化、条线化、常态化AI新闻主播，事实上较为活跃的AI主播都从此开始成形，新闻单位大致找到了现阶段规范利用AI技术的方向，有限与有意识的利用方式也带动真人原型新闻从业者出圈，形成真人与AI协同绑定成为品牌的趋势。AI合成新闻主播“夏静”采集的便是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旗下中国法院网视频部副主任、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主持人裴夏静的形象和声音，2022年3月5日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现成为“每周法治热点”栏目的固定主持人。原由裴夏静与张宇晨、郭海洋等共同主持的《全国法院新闻联播》，自2022年后，部分裴夏静的播报日次也由AI主播“夏静”完成，其播报场景布局有明显的虚拟化特征；而裴夏静负责的部分则为演播室录制。相关最新动态是2024年3月1日，央视《法治在线》节目中推出了以其常驻主持陈怡博为原型的AI主播“怡博”，在节目中主要充当利用互联网检索对相关话题拓展评述的角色。“AI王冠”则是另一个回归新闻常规的典型。截至2024年2月，央视频“AI冠察”栏目共发布369条相关视频，其中主要包含《“冠”察两会》和《“冠”察财经》，前者于2022年3月推出，由总台财经评论员王冠和“AI王冠”协同报道，评论员王冠负责从国家宏观政策到民生的微观细节评论，“AI王冠”则从可视化数据传播到专业的财经视角进行数据解读。相关最新动态是2024年两会期间，央视财经新媒体又推出以总台央视主持人孟湛东、郭若天为原型的AI主播“小东”和“小天”。与其说二者为新闻主播，不如说更像是提供新闻资讯的在线答疑助手。

  “AI夏静”和“AI王冠”两个代表性项目分属法治和财经新闻领域，这本身即具相当意义，至少国际新闻界最早引入自动化新闻技术的正是财经领域。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其他发展路径，例如新华网在2022年还推出了原生数字人“筱竹”作为中华文化推荐官，除数字人节目外，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邀请了“筱竹”为北京展区站台，同时出场的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数字人“时间小妮”和蓝色光标的数字人“苏小妹”。但它们的节目新闻性较低。又如人民日报在2023年推出了AI主播“任小融”，既承担两会权威发布任务的AI主播，也扮演网友的专属播报小助手，通过社交化语态亲切呈现新闻。再如中国新闻社在2023年也推出AI主播“新妹”，加入中新社亚运报道。与之相似的还有2024年央视频在《AI球报》中推出以马凡舒为原型的“AI马凡舒”，主要解说了欧洲杯揭幕战赛况。但这些AI主播项目基本没有超越过渡期的发展思路，而且对新闻生产而言价值相比来说较低。因此就需要指出的是，不再一味沿着AI主播研发技术路线高歌猛进，转而回归常态化新闻生产的做法，是主流新闻媒体的自觉选择。

  值得关注的还有2024年初，中国青年报社新媒体平台推出数智主播矩阵，以及人民网推出的多民族AI数字主持人矩阵。前者为7名以中青报记者为原型打造不一样的AI主播参与到全国两会报道中，分别专注时政、科教、经济、文化、体育、评论及国际传播等专业领域。后者为“两会AI学习”栏目的多种少数民族语言AI主播，大多数都用在“联播”政府工作报告。媒体IP化较为显著的还有2024年夏天在CCTV-1黄金档隆重播出的《2024中国·AI盛典》，当红女记者王冰冰的数字分身“AI冰冰”，主持人尼格买提的分身“AI小小尼”等也都在该节目中陆续登场。这些常规条线的融合报道和栏目能否稳定下来还有待持续观察。尽管AI新闻项目发展尚浅，但不代表对AI技术的人为把控就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是回归常规，不同媒体的应用思路和不同阶段的应用领域仍有各式踪迹可循。

  在整理央媒AI新闻主播项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AI夏静”和“AI王冠”的语料文本最为丰富，也印证了前揭发展轨迹。此外，AI新闻主播的虚拟播报不仅是单纯的文字与图像转换，其技术思路与类型化均有迹可循。研究者对实际投入生产的AI新闻主播的视频进行文本转录，再经过人工校对形成语料库。截至2024年3月，研究者共收集606篇有效文本，在语料处理阶段，研究者首先进行语料清洗，随后利用CorpusWordParser工具对语料进行分词与词性标注，以建立AI合成新闻主播的语料库，共计包含353269个形符、17245个类符，并采用antconc4.2.4软件的Word功能实现高频实词统计，聚焦AI合成新闻主播播报的重点内容，探究其在新闻报道中的关注重点和话题偏好。此外，也运用索引行分析方法，从词汇搭配的角度观察报道语言结构，以了解AI合成新闻主播在播报表达上的倾向性。

  在主体上，AI新闻主播大多分布在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整体，其次是各级政府和专业部门。高频词“中国”“国家”“全国”位居前列，这凸显了AI新闻主播播报内容的宏观视角；另一面，“发展”“建设”“贯彻”“落实”“执行”等行为动词均出现频次较高，彰显对于政府战略部署的重视。在播报主题层面，AI新闻主播也大多分布在在三个方面。其一，关注经济发展状况，倾向使用量化数据来进行播报，涉及“企业”“市场”“技术”“数据”“智能”“人工智能”等主题。其二，重视法律新闻播报，主要从司法和检察两个角度进行报道。其三，AI合成新闻主播关注意识形态的相关报道，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主题，“思想”“精神”等常见关键词的使用则充足表现了对思想政治领域的报道。在播报态度倾向层面，不同情感强度的动词和形容词总体呈现出一种较为积极的认知。动词频次表的前16位中，有一半都是“发展”“建设”“合作”“推进”“增长”“推动”“坚持”“加强”这类积极倾向词汇，其余关键词也是中性。在形容词方面，频次表前4位也是积极倾向的“新”“大”“重要”“好”。

  索引行分析旨在更细致地了解关键词的搭配特征，以揭示关键词在上下文的具体用法，通过联系语境，可以更完整地了解AI合成新闻主播的播报倾向。高频词排在第一位的是“工作”，主要出现的词汇搭配为“审判”（n=316），而“审判工作现代化”（n=54）是高频词簇，体现了新闻播报内容关注司法审判工作的现代化改革；还有相关常见搭配如“做好”（n=97），体现了播报对国家工作成效的突出强调。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作为新闻事实主体是要重点分析的，通过检索局部语境参与搭配倾向不难发现两点，一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中国人民”。前者为意识形态表述，指的是思想，后者为行为主体表述，指涉整体，以“中国人民”为搭配词的索引行来看，主要反映的是对社会民生改善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持续关注，通常在宏观报道中突显有关人民福祉的政策和措施。若对“中国式”进行索引行分析，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主要搭配词，这与“中国”的索引行是高度契合的。鉴于司法领域的关键词与索引行较为显著，研究之后发现“法院”的常见搭配主要是“全国”（n=197）、“智慧”（n=67）。这一核查结果同样呼应了“中国”“中国式”等关键词的语境。

  这些高频词及其上下文也集中反映出了AI新闻主播“夏静”与“王冠”的主流化，但这些看似颇为“守正”的内容也有差异化的“创新”路径。事实上，法治新闻成为经常使用AI主播的条线领域本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裴夏静介绍，当时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自己无法在演播室进行现场录制，“AI夏静”便远程组合起了节目的声音、画面、形象，确保了节目的连续性。有评论称，AI新闻主播发展至今的主体问题是智能化程度低，灵活度、拟人化不足等问题导致播报内容单一，技术门槛与研发成本俱高。但法治新闻的内容恰恰较为板正，多围绕事实与政策，对播报员的形象、风格、声音变化以及表情等特质的生动性要求不高。与预想不同，这里的AI法治新闻对内容深度、趣味性、影响面的追求亦不高，这与主流媒体最初应用AI主播技术的情形大不相同。“夏静”大部分节目的样态都显示出AI新闻主播节目其实会更多考虑效率和成本，对新闻的深度、精细化程度，乃至可推广性等的追求并不高。

  财经新闻将AI主播纳入常规则有其固定逻辑，金融投资者必须克服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从新闻文本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以用于决策。“AI王冠”的财经新闻项目正是从此出发对内容生产流程进行了改进和创新。与法治新闻领域相似，AI新闻主播在财经内容领域的先行试点也主要契合的是财经新闻内容的特质和基调，讲求准确、客观地呈现市场动态和数据分析。王冠也表示，重点不在于AI新闻主播有多像真人，而在于如何将AI主持人量产化，这是央视频的盈利方向，算力系统应像一道配菜一样配合到当下传媒业之中。这显示出AI主播回归新闻常规的另一面向，如何利用数字人做优质的内容以及如何运营。王冠团队还表示，不期望“AI王冠”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而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工具使用。但与“AI夏静”不同的是，真人王冠通过与“AI王冠”的协同打造出《“冠”察两会》等特色节目，扩大了真人王冠的IP效应，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也令王冠真正出圈。

  在AI合成新闻主播的播报中，其话语基调呈现出一种审慎又不失亲切，且总体风格偏正式的特点。尽管在播报文本中出现了一些正向动词如“增长”“发展”等，但在态度上，最高频词汇“支持”也仅出现398次，甚至远不及最高频动词频次的零头。另外，AI主播在新闻播报中常见的程度副词依次为：“很”“非常”“最”“真的”“甚至”“有点”“极其”等，超过一半都在50频次以下。可见AI合成新闻主播的播报文本诚然的确有积极倾向，但基调上仍然总体保持审慎。与此同时，AI主播新闻文本在语态上又蕴含一定亲和力。与传统新闻中常见的第三人称视角不同，AI主播多采用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而且其中“我们”的出现频次还要远高于“我”和“你”，这些人称指代旨在营造出一种与受众直接互动的氛围，AI主播还时常使用“对，你没有听错”这类语言，从中可以窥见AI主播新闻文本在强化亲切表达时一些特意的人为手法。从风格上看，AI新闻语言总体呈现出正式、官方的特点。其播报用语中几乎未出现过网络热词，而是尽可能严谨、客观，只有极少数特例，如前文提到的央视网“小C”。应该说，AI新闻主播内容主要是传递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发布的消息、通知和政策，播报画面也很少出现表情包等互动形式，更注重信息的准确性。

  在日常报道的精准性上，“AI夏静”是更典型的案例。不同于“小C”“小小撒”“康晓辉”等AI主播，“AI夏静”总体上更符合法治新闻严肃、客观、理性的定位。在与官连线时，主要是通过理性客观的提问呈现整个报道，不同于“小C”会使用俏皮词语来调节气氛，也不同于“康晓辉”在其他晚会场合播报绕口令，“夏静”更多地进行严肃新闻播报，这一定位也淡化了AI新闻主播情感互动不强的先天缺陷，为“夏静”的长期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奠定基调。“AI夏静”作为播报工具，其内容文案都由制作团队撰写，能做到“法言法语”的精准传达。“AI王冠”的财经新闻则进一步凸显了内容品质的差异化，而非侧重于人性化表达。财经领域对于数据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要求评论员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相关知识和分析能力，更注重对金融市场的数据分析、趋势预测和专业解读。这与国际上对财经记者的角色认知不一样，财经记者通常主要扮演记录者、信息提供者和教育者的角色。这更像是“AI王冠”的分工所属，真人王冠作为财经评论员，其观点“内容”比“声音”本身更重要。

  语言风格只是AI新闻主播内容生产的一方面，此外还须将这些语言碎片放入具体上下文以细致解读。首先，AI主播播报用词更倾向于强化主语，凸显主体性。AI主播常常使用“小C”“小小撒”等姓名进行自我指代，少用第一人称代词，在语音重复中实现个人身份形象的建构，如“小C喝了好多好多的奶茶”等。目前，学界与业界对AI主播的认知普遍将其放置在客体化的位置，而现实播报应用中，AI主播试图在话语层面突出主体性地位，以此树立机器的独立空间。AI主播通过提出承诺或约定，增加观众的期待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暗含了主播承担承诺方责任，掌握人机话语主动权的实践。例如“如果大家多多关注小C，我的粉丝可以破万的话，小C就带你们直播赏樱花”。与之相似，AI主播在承诺中，会使用疑问词来引导观众参与互动，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又凸显主播的引导作用。例如：“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个约定吗？”AI主播与受众的交流与对谈，更多地满足了受众的交互需求，而非获取信息的需求。同时，AI主播虽持有非人类认知意义上的情感波动，但其背后的文案编辑团队在表达时会加入个人的感受和观点，以使内容更加带有机器的“主观色彩”，用技术的模仿呈现出“拟真”的状态。例如“小C”在节目中表示“小C也很喜欢吃辣的”，“小小撒”在两会特别策划中戏谑称“光吹牛可不行”。这不失为一种科技与新闻的仪式性互动。但这种AI主体凸显有可能导致过度拟人化。尤其是“小C”在节目中运用了大量拟人手法，如“真的好担心会成为全网第一个长蛀牙的虚拟人”，“那到时候代表您一定要请我吃好多好多的好吃的”等，这类表达至少目前没有进入智能新闻生产的常规。

  再者，AI新闻主播的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动态交互。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慢慢的提升，AI新闻主播的角色与话语权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这一转变能够最终靠社会学角色理论中的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的概念来解析。先赋角色指的是由开发者和技术框架所决定的AI新闻主播的基础功能与特征。这些角色特质通常体现为高效、精准的新闻播报，主要是针对硬新闻的播报需求。例如，通过对“夏静”、“新妹”和“怡博”的新闻播报文本做多元化的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些AI主播在初期的角色设定主要侧重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效率，尤其是在硬新闻的语境下，其文本内容几乎不包含个人情感色彩，而是严格按照事实描述的方式呈现。但随着用户对AI主播的情感需求日益增强，AI新闻主播的自致角色逐渐显现。自致角色是由外部环境和用户对AI主播的期待与使用习惯所共同塑造的，主要反映了用户对AI主播作为“陪伴者”或“虚拟伙伴”的需求。AI主播与真人主播的协作也是角色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譬如“小C”作为主持人，其认真聆听和点头的姿态实际上强化了其参与感，承担着连接观众与专家之间的桥梁角色，虽未直接参与话题讨论，但其引导性的播报和后续总结仍然有效地组织了信息流，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讨论的主题与方向，让“两会”这一类严肃的内容生产也具有了“活力感”和“亲和力”。而“AI王冠”与真人主播王冠共同出现在同一节目画面中，分别承担观点输出和数据解读的任务。AI主播语言表达以简洁、直接为主，通常使用短句和明确的陈述句，旨在快速传递核心信息，语句结构标准化，内容常依赖于数据和事实的呈现，注重数字和统计信息的引用，以增强内容的权威性和信息量。真人主播的表达更具多样性，语言生动，擅长使用比喻、类比等修辞手法，使内容更易于观众理解和共鸣。这种交替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技术与人类在新闻生产中的协作潜力，并凸显了AI主播作为信息传递者与协作者的双重角色。

  最后，虚拟播报场景突破时空维度。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虚实结合的同屏或跨屏互动。如“AI王冠”与真人王冠平分新闻画面，实现同屏播报互动。而在跨屏互动中，AI主播应用更广泛，如“小C”与全国人大代表在虚拟场景中进行的跨屏实时互动。二是多场景切换播报。如“通通”以生动的形象坐在一个“零钱罐”上播报新闻，这种视觉上的创新打破了传统模式；而节目画面随着“游览”过程和介绍地点的变化而跳转切换，也将新闻叙事带入一个更加动态和灵活的时空维度，丰富了新闻的视觉效果。三是虚拟演播室与新闻现场结合。如“AI夏静”在节目中不仅使用虚拟演播室，还能够基于实地现场进行虚拟场景再现，使新闻报道更真实。事实上已有学者认识到，如果未来虚拟主播可根据不同媒介而选择相应的表达方式和信息处理方式的话，其将有更广阔的应用。

  本文侧重历史梳理与评述，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发现：首先是指出AI新闻主播项目从“尝鲜猎奇”到“研发技术”，再到“回归条线生产”的探索轨迹。这与常见的“创新扩散”有所区别，甚至能够说是一种“创新收缩”，逐渐淘汰了大量特事专用的AI主播，并且这里的“创新”还包含一些偶然的因素，譬如疫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推动了AI新闻主播项目的发展。再者是AI主播内容生产颇为宏观、正式，慢慢的变多AI主播项目都是针对“两会”这类周期性新闻选题而适时推出，语言基调庄重、审慎又不失亲切，许多AI主播尤具多语种功能也是拉近与受众距离的佐证之一，但总的说来这与我们对早期活跃的AI主播印象大相径庭。应该说，名气更大且诙谐逗乐的“小小撒”“康晓辉”“朱小迅”“纪小萌”等尚非主流，更与AI主播在直播带货、虚拟偶像等领域的形象截然不同，这也并非意味着新闻传播领域就必然会被带向这种风格，例如央视网用来报道两会的AI主播“小C”的设定便是活泼机灵大学生，央视的AI记者“通通”亦具相似形象，尽管它们没有进入生产常规，但这些尝试不应被对新闻的刻板印象所湮没。与之相关，AI新闻主播在虚拟指称、角色交互、场景破维等方面为更多类型的视听生产奠定了发展基础。最后，法治新闻和财经新闻领域成为目前最成熟的应用AI主播的条线，且持续有类似新节目跟进推出，这一方面跟这些话题的硬新闻属性有关，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展示出各自的独特性，例如法治新闻AI主播“夏静”侧重的是日常报道的精准度，其应用不是为了让法律更亲近，而是更准确；而财经新闻AI主播“王冠”侧重的是节目形式的创新，其应用不是为了让金融市场信息更便利迅捷，而是要协同真人主播打造出圈IP。

  对央媒的考察或许不能反映全貌，各省市地方媒体的AI新闻主播尝试是否开掘出多元化路径还有待下一步观察，仅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限创新”恐怕再次成为这一新现象的恰切描述。在新闻创新研究中，“有限”逐渐变成一个褒义词。它提示在引入新技术的过程中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即便将新闻视频的“制作”与“表达”交给人工智能，但它仍然必须是在“新闻”的范畴之内。在研究中我们反复看到的其实不是求新求变的强烈诉求，而主要是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量对AI主播作为工具利用，无论在个别节目中AI主播表现得多么拟人或是展示出人文艺术素养的某种可能，但传达告知信息就是其首要功能，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最被期待的就是提升常规性硬新闻的传递效率，相应地，软新闻倒不是不宜利用AI主播，新华社用于传播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筱竹”在推出后不久便迅速淡出，也反映出主流党媒在应用AI技术的新闻类别上是有考虑的。姑妄推之，软新闻所强调的人情味本身就是反人工智能的。质言之，本研究强调，“有限”不仅指涉创新的渐进调试过程，也是指主流媒体在实际新闻生产中所透露出的自觉、自省与自主利用新技术的有限结果。

  前文概览了AI新闻的有限创新面貌，但“一个同时的努力是寻求理解它们何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有学者曾将中国媒体革新分为3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平衡阶段，经济改革冲破平衡阶段，以及广告收入占主导后的“双重属性”阶段。许多媒体人则在千禧年之初指出第4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并面临国际媒体的挑战，中国新闻业逐渐朝着传媒集团化趋势转型。新近的数智化转型或成为第5阶段，具体到本研究指的是，有限创新是透过终端界面达成的。AI新闻主播的播报只呈现为二进制代码编制的演播厅空间和屏幕空间，产生出“不在场的观看”，这种观看不需要任何实际场景的接触与互动，仅限于屏幕本身。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AI新闻主播的有限创新，正是由于它极大程度只系于屏幕一端。世界的对象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类感知的终端化，以往的技术更多是直接改变世界，从而间接改变我们的经验和感知，以AI技术为代表的当代技术则直接改变我们，也即直接改变我们的经验和感知，从而有可能间接改变世界。更具体地说，这毋宁就是物质性地勾连起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新闻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原本与复本、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这种由代码逻辑编制的屏幕世界是新技术上的支持下被制作、剪辑映现的影像序列，其附加的意义是在结合文本叙事系统，并被观演行为解码后才显现出来的。

  布尔迪厄认为，占位空间的根本变化只能来自于组成位置空间的力量关系的变化。新闻屏幕空间发生的变化揭示了实地采访内容地位的下降，而播报者的可操作空间更大，AI新闻播报中的视听重心亦聚于AI口播上。AI主播融于场景但又不实地在场，实现双线程叙事，都改变了知识权力的分布，让以报道内容为主体的新闻逐渐向以主播为核心转变，或将逐步巩固AI新闻主播在新闻中的符号价值。有学者在分析电视新闻文本的专业性时提到，如果有比真实感和现场感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一种“冷静的距离感”，一种由“演播室”带来的真实感。AI新闻主播恰恰取消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不追求这种从电视延续下来的真实感，那么AI新闻影像的认知权威将由什么填充便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终端上的图像的确并不服务于社会，社会反倒是为图像服务的。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维度的有限创新，即人类通过新闻感知社会的“有限智能”，换言之，AI新闻主播作为新兴行动主体也参与了“元新闻话语”的塑造，追求“真相”只是新闻业认知权威的一部分，辨识与理解“真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AI新闻播报多应用于中短视频新闻中，有学者就提出，根据短视频的特性我们可能反倒要注重声音元素的创新使用。如果这是一种尝试理解的思路，那么AI新闻认知权威的参照系也应随之转变。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1期“在场·AI 及社会应用”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